股票配资免费我们走进了“最脏的房子”，里面装满说不出口的生活化石

▲ 2025年6月，湖南，一对母女的家。（视频截图）

编者按：

这是一个以“清洁全中国最脏的房子”走红的家政团队，成员是90后和00后。他们从普通家政服务起步，偶然接触到了极度复杂的房屋。在视频平台，他们五年来上传了超过200个作品，内容大多为这一类，最高的播放量超过2000万。

事实上，这类家庭中，愿意打开门接受服务是少数。而当囤积房经过了彻底清洁，又有多少家庭从此生活在卫生和整洁当中？过去一年，我们跟随团队敲开了两户人的家门，试图了解堆积如山的垃圾之下，关在家门里的生活从哪里开始出了错。

这是一群90后和00后组成的保洁员，做着普通的家政清扫工作，每日埋头擦桌拖地。不过，公司里有时薪高得多的订单，但需要穿上全套防护服、戴上防毒面具才能进门——内部人称那种房子为“神房”。

“神房”极度复杂，在这里，老鼠风化的干尸叫“鼠片”，外卖盒里生蛆长毛的食物是“开胃菜”。脚下，是板结成块的污垢；抬头，衣柜、橱柜爬满蟑螂。

普通人对“神房”避之不及，这个家政团队却因此成名。他们接下这种订单，前提是，屋主同意他们拍视频发到网上，这些千万级播放的视频，弹幕飘了满屏——暴击、封神、下饭、治愈强迫症。

比“神房”更让网友好奇的，是“神房”里的人。2026年1月30日发布的视频中，一对夫妇和孙女的家，因为邻居围观，老妇人要求停止清扫，她的大哥在镜头里发火打了妹妹一下，才让清洁得以继续。2025年6月13日发布的视频中，一对湖南母女的卧室门被堵得只剩顶部一道口，每天得爬进爬出；同年9月5日发布的视频里，一位大姐面不改色地从混着蛆虫的袋子里捡出辣椒包，说“辣椒又不会过期”。

意外的是，“神房”不乏看上去体面的屋主。一位高挑白净的女士收养了许多流浪猫，囤积的衣物下垃圾腐烂、猫排泄物无人清理，女儿没有地方写作业，母亲被跳蚤咬怕了，常年借宿朋友家。

即便屋主是拾荒老人，也不一定是因为缺钱。李奶奶的家人半年内为她下了5次清洁单，共花费约一万元。每次清扫都是满屋废品，连别人丢弃的卫生纸也捡——她觉得卫生纸能卖钱。

很少有屋主愿意解释自己如此生活的理由，他们隐匿在房门之后，更不会主动寻求清洁服务。相反，迫切下清理订单的，往往是他们的物业和邻居——异味、虫鼠和消防隐患，会累及整栋楼。

这项工作最困难的不是脏和累，而是劝屋主放弃。曾有位儿子委托团队为独居拾荒的母亲做清扫。第一次上门，老人用身体死死抵住门，大家好不容易推开一道缝后，儿子试图把母亲往外拖，好让团队进入，而母亲仍在反抗。最后，她和儿子扭打在地，咬牙切齿地拽着儿子的衣服质问：“还拿不拿？”

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庭很少，过去一年，南方周末特约撰稿跟随这个清洁团队，数次敲开两户重度囤积家庭的门，记录清扫过程，也记录清扫之后与之前的故事。过程中，更多屋主的境况被勾勒出来：独居老人、失能者、不出门的年轻人……他们的生活开始塌陷的时间点，可能是遭受打击、亲人离世、主动或被动地从社会与家庭中脱嵌。总之，事情发生了，在意志的松懈地带，囤积填充了安全感。

“这是废品，不是垃圾”

她见过许多囤积房，如此规整的是第一次。

若要问与邻里冲突最严重的屋主，团队一定会提到“瓦力爷爷”。

邻居们抱怨，废品曾把过道堵死，害得几户人回不去家。一位邻居买来市面上所有杀虫药，依然无济于事。越说越气，几位奶奶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，齐齐讨伐起屋主。

这场虫患的肇事者——“瓦力爷爷”背着手站在人群中央，一人舌战群儒：“我堆在我家里，又没有堆在你家里！”

那是2023年夏天的事了。有一天，成都某小区的社区居委会打来电话，请他们去处理一套“极脏”的房子。那是个建成于1994年的老小区，几栋楼梯房围合，没有正式的小区名。

负责人杨春美前往受委托的业主家，路过另一户的房门时，她停下了脚步。“味儿不对”，她对同行的社区工作人员提出，想见见户主。

一个围着黑色皮围裙、戴着黑袖套的精干老头出现在楼梯拐角。杨春美表明来意，他颇为淡定，一边拿起胸前的钥匙努力对准钥匙孔，一边说，“家里没多少东西”。

房门开了——与其说是家，这里更像一个洞穴，已没了客厅、卧室之分，废品经过压扁、按实，堆叠填满整个空间，直通天花板。杨春美想起动画电影《机器人总动员》里的瓦力。瓦力不知疲倦地带回垃圾，直至家被占满。她见过许多囤积房，如此规整的是第一次。她能想象，清洁它们的过程会像解压缩包，东西越解越多。

“我们可以免费上门做卫生。”杨春美说。爷爷摇了摇头，“我家没有卫生可做”。

她强调，垃圾太多有害健康。爷爷摆手，“我这是废品，不是垃圾”。

劝说陷入僵局。杨春美请来社区的志愿者邱大姐。早在十几年前，邱大姐去爷爷所在的单元楼抄水表，就已发现他家的“盛况”，这位邻居劝说老人丢弃的努力从未成功。这次，她先是说，东西太多容易引发火灾，火势蔓延到整栋楼，要赔天价数字。老人难得没有回怼。恰逢小区正流传可能拆迁的消息，大姐顺口说了一句：“你家堆成这样，人家拆迁办都进不去，赔的钱会少很多。”

见老人有些动摇，她乘胜追击：“他们帮你把废品运出去，卖了，钱都给你。”听到能卖钱，老人终于点了头。

清洁团队得以再次进入爷爷的家。这一次，他们穿好防护服，带上了工具。掀开墙脚的砖块，蟑螂逃窜，大家尖叫着，不忘尽量多地踩死蟑螂，口罩已经失效，猫、狗、虫、鼠的排泄物气味灌满鼻腔，地上的污垢已经凝结成胶状，粘连着塑料袋，只能使劲连根铲起。

一整天后，床从废品堆里重现了。那是一副空空的床架，夹在矿泉水瓶堆里。多年来，老人每天睡在地上。

他也不炒菜。他对着屋里的烟雾报警器比画，那是社区为关爱60岁及以上老人装的，可家里没有抽油烟机，一炒菜报警器就响，他害怕，爬上桌给报警器套上塑料袋，这自然挡不住响声，后来，他便只煮面条和稀饭了。

部分废品已经朽化，但依然能看出它们曾被多用心地整理——硬纸壳、废铁、矿泉水瓶都分类装好，外卖盒的油渍擦干净，牛奶盒、烟盒一类的小零碎就用纸箱打包，为了多卖钱，爷爷把不能卖钱的塑料袋、纸巾也塞进箱子里增加重量，并在表面铺一层牛奶盒，以蒙混过关。装盒时，他从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绳里抽出一根，用给生日蛋糕盒打结的手法系紧。

除了废品，成员程斌发现爷爷还捡回来不少“宝贝”：塑料金元宝、玩具宝剑、铅球……一个玩偶小人的腿被折成90°，规规矩矩地坐在垃圾小山上。这些东西最后也被扔了。出乎程斌意料，爷爷对任何物品都没有留恋之情，一旦被承诺能换成钱，他就同意扔。

两天后，上百袋垃圾被整理了出来。废品清空了，屋子有种怪异的、毛坯房般的空旷。杨春美看得难受，她买来床、沙发、柜子，还买了纸巾、沙琪玛、饼干来填进柜子。“你要睡床哈。”临走时，杨春美叮嘱爷爷，他连连点头。

这次清扫的末尾，一个谜留了下来：邻居说，“瓦力爷爷”有个儿子，也在成都，他却独居在这样的环境中。

2024年12月10日，成都，“瓦力爷爷”扛着垃圾袋走在小区里。（刘香丽/图）

一场艰难的告别

儿子说，父亲的“社保”已经涨到一个月3000元，而彭爷爷坚称，每月只能领到五百多元的“稀饭钱”。

第一次见到“瓦力爷爷”，已是2024年年末。清扫已经结束一年多，老人仍然扛着半人高的垃圾袋往家里搬。还是穿着围裙、戴着袖套，帽子换成了毛线帽。听到此行是来看望他，他嘿嘿一笑，眉毛像海鸥张开的翅膀。

家门打开，多了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狗，扑上来热情地向老人甩尾巴。屋内很昏暗，白天也得开灯，杨春美一年前买的沙发和餐桌，都和老人身上的围裙一样，积了厚厚一层污垢，卧室里又堆了些废品，依旧分门别类放好，比生活区里整齐有序。老人摸着小狗的脑袋坐下，在堆满食物残渣和塑料袋的餐桌上自顾自地卷起叶子烟，讲起自己的故事。

他姓彭，生于1936年，5岁大时被领养，母亲带着他白天乞讨，夜里睡茅厕。1949年，男孩住进了第一个家，一个高粱秆架成的房子，还分到两亩地。这一年，养母离世，他开始学着当一个农民，去田埂上看大人打窝、栽苗，回来照着做。后来，农村住房被征收，1995年，他来到城里讨生活，去街上给人擦鞋，五毛钱一双，一天只吃中午一顿饭。

2000年前后，市场经济活跃起来，个体回收逐渐普遍，彭爷爷开始囤废品。他回忆，当年收废品也靠抢，所以他总是“先占有”，再整理。这个习惯延续至今，捡废品时，也总有其他老人来抢纸皮。

“我还是活下来了嘛。”彭爷爷有些激动，反复说着一句话，“靠自己，一个人。”

他结过婚，婚后第三年，妻子死于重病。后来他也领养了一个11岁的男孩，儿子长大结婚后，和他因为生活矛盾分家，“悄悄地搬走了”。如今，儿子也五十多岁了，彭爷爷说，他只去过一次儿子的家，儿子没给过赡养费，连儿子的儿子，也没抱来给他见过。

多次打电话争取后，彭爷爷的儿子终于同意见面聊一聊。

他做搬运工作，头发有些白了，他表示，父亲捡废品已成为两人多年来的矛盾。他说自己给过老人生活费，老人自己也有社保（编者注：应为养老金），不应该依靠捡废品生活。十几年前，他和妻子买了个“套四”，有一间房留给父亲，但彭爷爷不肯来住。他只好每隔半个月来帮着卖废品，一次卖个几十块钱。至于他自己，生活同样不宽裕，房子每月5000元的贷款，是在物流公司搬货的全部工资。妻子前两年做了腰椎手术，也无法再工作。

老人对儿子的许多叙述都不认可。比如儿子说，父亲的“社保”已经涨到一个月3000元，而彭爷爷坚称，每月只能领到五百多元的“稀饭钱”。

做清洁那几天，儿子要上班，只出现了半天。上百袋垃圾堆在小区的空地，邻居们凑了过来，刚刚还与彭爷爷展开骂战的老太太们自发扛起垃圾袋，往垃圾回收车里扔。彭爷爷坐着没动，一袋袋垃圾被卷进其中，压缩、消失。突然，他抬起手，用衣袖擦了擦眼泪。

团队成员马祖国哭了，他想起自家的老人。杨春美也哭了，她觉得他内心也有一场艰难的告别。

然而很难真的告别。一年多后，杨春美给他买的新床上，又铺满了捡来的外卖袋，其中一个袋子，兜着一滩黄色的猫尿。

看来，彭爷爷还是没睡到床上。

2024年12月10日，成都，彭爷爷打开家门，一只小狗扑上来，热情地朝他甩尾巴。（刘香丽/图）

“把我爸的东西扔一扔吧！”

几年下来，真正打开家门同意彻底清扫的，不是其中任何一位囤积老人，而是一对情况更复杂的父女。

每个小区都可能有彭爷爷这样的“问题”住户，他们往往大门紧闭，拒绝与他人接触，与外界唯一的连接，往往系在一类人身上。

见到李杰逸时，已近下班时间。他是成都一个建于1995年的国企家属院的社区工作人员，他和同事郑刚对接了36个单元楼，七百多户。其中，有几户为重度囤积户，基本都是独居老人。

按规定，登记在册的特殊群体，社区要每月看望一次，询问身体健康、用药和安全。现实是，“只要屋主一个电话就得去”，李杰逸说，有时还得帮忙搬大件、做卫生。最担心的是消防隐患，2025年2月，北京一名82岁的拾荒老人因长期在家中囤积废品，导致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被堵塞，最终遇难。但问及工作的困难，他又迅速摆了摆手：“没有，没什么困难。”

社区一直想说服那几位囤积老人接受帮助，但几年下来，真正打开家门同意彻底清扫的，不是其中任何一位，而是一对情况更复杂的父女。

采访中，楼下的清洁工怨言最深，抱怨这家人扔纸尿裤从不套垃圾袋，他总被屎尿糊一手。

接到社区订单后，杨春美收到了简要介绍：父亲黄光明，68岁，患有癫痫、帕金森、脑梗；女儿晶晶，38岁，患癫痫，病程中因脊髓炎导致不完全截瘫，仅上半身能动。第一次正式上门时，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进屋后，杨春美却感到心情复杂。

眼前杂物高耸，挤得只剩一条双脚宽的甬道。餐区、沙发被淹没，饮水机顶着空桶在干烧，陶瓷鱼缸里没有鱼，衣物代替水流漫溢出来，“淌”至地面。杨春美见过太多“垃圾房”，已经习惯了它们的统一特点——灰暗，但当她走进晶晶的卧室，却看见了少见的色彩。

色彩仅限于晶晶的上半身够得着的领地：一盏西式复古台灯投下暖黄的光，灯下是贴满贴纸的收纳盒，盒上齐整地坐着草莓熊、泰迪熊、冰墩墩，以及歌手周深的照片。为了迎接来打扫的“客人”，晶晶涂上了亮晶晶的粉色唇釉，衬得常年不见日光的肤色更加白皙柔和。

床之外，空间被成箱的元气森林瓶装水和衣服填满。一墙之隔的厨房里，清洁团队找到老鼠的干尸、锅盖里凝结的蛆虫以及洗衣机密封圈上成片的蟑螂。

晶晶无法行动，杂物显然都是父亲堆放的，闯入者们不由得把目光望向黄光明。他身高一米八，穿一件墨绿色卫衣，身姿挺拔，站在混乱的屋子里，更像是来参观的邻居。每当被问及能否丢一些明显脏了、旧了的衣服，他只重复一句“不用，谢谢”，然后回到床上抽烟。

面对类似的丢弃请求，父女俩互相推脱，坚决捍卫自己的物品。黄光明躺在一张被衣物侵占得只剩半人宽的床上，小声抱怨，是晶晶买得太多。女儿耳朵很灵，她身子前倾，冲门外大喊：“他是烟鬼！”

黄光明自称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这个病症是家里物品泛滥的一个源头——他记不住东西放在哪里，找不到了就重新下单。买得最多的是药，病痛让他成为短视频广告精准围猎的对象，失眠、肩周炎、小便失禁，每个问题都有源源不断寄来的“解决方案”。

马祖国听到晶晶与元气森林主播在直播间聊天。她称主播为好朋友，聊天记录显示，经常是晶晶发5条，对方回1条，但她并不在意，“过生日人家还给我买束花”。拉开卧室的窗帘，阳台有一堵一人高的元气森林墙，连过期了她也执意喝掉，哪怕自己还在服用止泻药。

瘫痪在床的生活被直播和短视频广告填满，晶晶的手机购买记录显示，多的时候，她一个月下了44单拼多多。

面对日积月累的物品，父女俩态度反复，清洁进度迟缓。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劝说，说这样的清扫服务在市场上要花一万多元，如果不愿意丢，立即请团队回去。

“要花这么多钱啊？”晶晶吃惊，“你们把我爸的东西扔一扔吧！”

2024年12月10日，成都，清洁团队正在拆黄光明的衣服。（视频截图）

爸爸抱不动她了

最后一个退出这个家的是妈妈。

囤积的家庭像一座经年累积的矿山，越往下挖掘，物品的日期越早。

玄关处找到了9块手表，都是黄光明的。从手表的款式和成山的衣服不难看出，老人年轻时也爱时髦。黄光明家境不错，自称父亲曾是高级将领的司机，自己退休前也在国企有份稳定的工作，多年前工资就有5800元，即使早年就离了婚，也足够父女俩衣食无忧。

晶晶的卧室里，搬开成堆的元气森林，书柜又能打开了。她要求拿出压在里面的几本相册。照片按时间顺序整理过，第一张是她刚出生时，和一只精美的芭比娃娃靠在一起；再长大一点，她戴着红帽子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“这是米老鼠，妈妈去外省给我带回来的。”妈妈身高一米七出头，业余做过模特。1994年父母离婚，最初几年，母亲依然会接她去旅行、拍照。

晶晶从小对美很有想法，一套小学毕业时拍的写真集里，她选了西部牛仔、还珠格格和婚纱造型，她最喜欢一件红纱裙，点缀一朵玫瑰花。这本写真集用塑料膜包裹着精心保存，封面印着：“花季心情”。

相册还记录了父女俩四处旅行。黄光明的单位曾经每周组织出游。有一年夏天去峨眉山，他还是一头黑发，身上挂了四只猴子，他笑着，身后是大朵的白云。那时晶晶还在念书，爸爸谎称家里有事，从学校接她去参加篝火晚会，还把她拉上去跳舞。

父女俩1995年搬进单位分的这套新房。它经过黄光明的精心挑选，60平方米左右的套二，不临街，安静，二楼，爬起来省力。

搬进新房不久，晶晶第一次癫痫发作，倒在了小区的车库旁。

随着病症加重，她的学业渐渐吃力，初中毕业后便不再上学。起初她觉得“好玩”，不用写作业了，还有了电脑和QQ，然后又有了电视购物。

相册里，最后一次家族聚餐定格在2010年春节，当时屋里物品不多，灯光亮堂，一大家子人把沙发填得满满当当。晶晶记得，厨房总是“乱七八糟”，那年是大伯在灶前忙碌，嫌脏，忍不住将厨房彻底清洁了一遍。

之后几年，93岁的爷爷去世，患癌的大伯去世，二伯去外地照看孙子，五姑四处旅行，一家人渐渐少了来往。

到了2018年，晶晶只能卧床了。那时黄光明已经退休，不再去单位食堂，父女俩的一日三餐交给了外卖，生活也困在了这间房子里。

黄光明曾想过带女儿突围。晶晶一直想去一个叫国色天香的游乐园，他报了驾校，用退休后领取的公积金买了辆车。还没到出发日，黄光明和一辆公交车撞了，事故并不严重，但他吓得再也不敢握方向盘——尽管去国色天香，开车只要39分钟。

最后一个退出这个家的是妈妈。她爱干净、爱收拾，做饭也好吃。晶晶说，瘫痪之前5年，她做过一个手术，妈妈每天来看望她，会给她带糖醋排骨、丸子汤，瘫痪后，妈妈不再出现。现在，两人打开彼此的朋友圈，都只能看见一条横线。

与之对应的是空间的失守。杂物越来越多，淹没了过道，轮椅无法通过。这间房子就像一艘船，不断被压上重物，不断下沉。两年前，黄光明走到小区门口，发现自己突然不认识眼前的路了。此后，除了下楼丢垃圾，他不敢再多踏出一步。与父女俩相熟的药店老板得知后，每月来送两三次药，晶晶再用微信转过去钱。

马祖国在电视柜里发现了黄光明的遗书。因为记不住，他写了很多份，一些让前同事帮忙签字、摁了手印，一些还是草稿，只写了开头，一个颤颤巍巍的“遗”字。遗书的内容一样，都是把全部财产留给女儿。

与父亲不同，晶晶不想身后事，她追逐着最新的生活方式——每天要喝星巴克，手机是iPhone15 Pro Max，“最顶配的”。抖音账号里有一个AI版的“她”，留着长发、骑机车、打排球、去迪士尼乐园，一天要更新五六条。合成的AI形象，丝毫不像她。

清扫接近尾声的一个晚上，已到深夜，晶晶低着头，偶尔揉搓下眼皮，因为长期光照不足，眼皮上长了粉色的皮癣。聊到一半，她忽然打断对话：“你听，老头又开始扫地了。”保洁员每晚都在这个时候开始扫地，声音很轻，但她总能听见。床头的智能机器人录下这几天清扫时家中罕见的响动，她时常回看。

三天劳动过去，犹如时光倒流，“家”复现了：杂灰色的沙发铺着碎花坐垫，实木地板和玻璃茶几干净得反光，生活用品被收纳在餐区的架子上，一切井然有序。

晶晶很兴奋，要求将客厅、阳台、厨房一一拍照给她看。现在，轮椅总算畅通无阻了，可以让爸爸推她去客厅看看了，但她对这个提议低下了头：“算了，我这个体格。”长期服药和卧床让她的身体越发臃肿，爸爸已经抱不动她了。

成都，晶晶相册里的童年。（刘香丽/图）

极端案例里的年轻人

一个家开始脏乱，往往是从“主心骨”的消失开始的。

杨春美是误打误撞进入“垃圾房”赛道的。

2021年进入保洁行业前，她做过新媒体运营，复杂的职场让她感到疲惫。成为母亲后，她对家庭卫生有了更高要求，觉得普通家政难以满足，萌生了转行做深度保洁业务的想法。要做通这个赛道，杨春美认为体力好、能吃苦是关键，想到表弟是退伍军人，就让他招募了几个战友。团队起名为马俐管家，当时，团队清一色90后男性，平均身高一米八七，由身高刚过一米六的杨春美指挥，后来，开始有00后加入。

团队开始接单时，杨春美的孩子还在全乳期，每隔两三个小时需要喂一次母乳，她把孩子放在楼下的车里，打扫间隙下去喂奶。团队接到的第一个囤积房订单，是一位腿脚不便的奶奶，家中外卖腐臭，堆积成山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大家都傻了眼，杨春美一咬牙，说，照常做。从前不温不火的清扫视频一炮而红，那期视频播放量过千万。他们慢慢摸索出如今的模式：线上接公益单免费清洁，在屋主同意下拍摄视频，靠带货和直播盈利；线下则接收费项目，并开拓全国加盟业务。

因猎奇来应聘的年轻人不少，基本没坚持下来的。程斌是少数。他在西藏当了四年边防兵，退伍后回到成都，一刷招聘网站，新人能应聘的岗位几乎只有销售，他琢磨着，自己性格内向，加之在部队就擅长整理内务，于是来应聘当保洁。对他来说，这份工作至少成果立见，“很解压”。

至今，团队已清理过三千多个家庭，见的房子多了，杨春美总结，一个家开始脏乱，往往是从“主心骨”的消失开始的。主心骨可能是一个人，比如离世的伴侣、离家的子女；更多时候，主心骨是一个人的精神力量。她见过许多遭受打击的屋主——有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有人中年离婚，有人新冠期间生意受挫，又或者，以上都经历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与年龄没有太大关系，团队接触过不少年轻人的极端案例。程斌印象最深的是天津一套LOFT公寓，团队到达时，住户已经不辞而别，房东为他们开门。因为堆满快递，厨房已经进不去，厕所地面铺满厚厚的纸巾，纸巾被排泄物染成了棕黄色。沿着楼梯往上，每一层阶梯都堆满外卖和杂物，腐食汤水沿梯淌下并凝固。进到卧室，更像进入垃圾填埋场，每铲动一次垃圾，飞虫漫天狂舞。卧室的角落，是相对整洁的电脑桌、电竞椅和直播设备，程斌猜想，住户的工作或许与直播有关。

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讲师于悦也上过马俐管家的视频，他指出，囤积并非老年人专属，年轻人同样有，只是品类更细分，如潮玩手办、外卖纸袋……物质丰裕后，可囤之物也越来越多。另一个重灾区是数字囤积。出于“以后可能有用”的心理，人们不断收藏各类内容却很少回顾，照片、视频、影视资源不断堆积，直至内存告急——只是，没人能帮忙清理这些数字灰尘。

这群年轻人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。2024年，一个被称为“一万件”的案例中，屋主是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，拥有大量衣物。屋内食物腐烂，程斌被跳蚤咬得快崩溃，可屋主始终无法做出丢弃衣物的决定，每件都要过目，纠结是送人还是留下。四天的辛苦看不到一点进度，团队只得无功而返。程斌忍不住问杨春美，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到底在哪？

杨春美沉默了一会儿，反问道：“如果我们不做，可能直到屋主离世，房子才会被清扫，可这个时候打扫还有意义吗？”

然而她也承认，清洁过的重度囤积家庭，后续能维持整洁的可能不到1/5，甚至1/10。她时常觉得，自己就像房屋医生，“医得了房子，医不了人”。

“我爸又找不到吹风机了。”清扫结束后的两周里，杨春美还会收到晶晶的微信，询问她吹风机、奶粉放在哪里。手机那头，黄光明正焦急地在屋子里打转，收纳好的药品被他重新翻出，在桌上胡乱摆成一排，东倒西歪。

药瓶上方，墙上挂着一幅油画，是一束绽放的鲜花。多年前，晶晶还能自由活动，在旁边贴了一张蝴蝶贴纸，面朝着这束花飞去。